邱思达，别号二丰舍。中国钱币学会会员、天津市钱币研究会理事、《中国钱币大词典》副主编，曾任百苑文艺出版社编辑。主集古钱币，藏品丰富。专著有《古钱百咏》、《中国近现代铸币图书》、《观古阁泉注评》等书。撰写的论文《宋钱举要》、《宋钱辨析》等文章，被香港等地有关杂志转载。现实生活中的邱思达先生不善交际，淡泊名利，他能从洋洋大观的古钱中辨别其真的，但到流通领域中去评估价值，却是一无所知。他的收藏主要是致力于研究，致力于写作，从未想过借此生财。邱思达先生现已在家，身居斗室，腰无分文，他每天著书立说，致力于中国古代钱币的研究，正像他自己所讲的那样：“我以为收藏的目的在于写作，为开拓钱币学的研究领域，大家共同努力！”邱思达先生曾经说：“我一生中最达的幸事，是将倾注我和父亲两代人心血收藏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发行的货币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填补了中国纸币藏品中缺少中国共产党早期纸币的空白。”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过程中，由北伐战争时期的农民协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解放区人民政权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或影响下而建立的人民武装部队、团体和政权所发行的各种类型的货币，包括1948年12月到1949年9月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人民币，统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货币，简称人民币，也是中国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系统地整理、研究这一时期的货币不但事研究中国货币史的需要，还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对于当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的建设也是有益的。邱思达收集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钱币，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年）各革命根据地银行发行的纸币和布钞，以及中央苏区、湘赣区（井冈山）、湘鄂赣区、鄂东南区、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西特区（洪湖区）、川陕区及后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区的各种纸币和布钞，早在解放初期已属凤毛麟角，有的藏品已成“孤品”。更难当可贵的是，这些藏品中有些是基本成套的，如湘鄂西特区（洪湖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湘鄂西特区分行”1931年发行的壹角、贰角、伍角、壹元4种。湘赣区（井冈山）及鄂东南区在此期间发行的纸钞均有完整的一套，这些纸钞，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事时期的金融状况。在众多的藏品中，有两枚是1927年湖南“浏东平民银行”发行的五角临时兑换券及贰角信用券。这两枚是最早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纸币。纸币上分别印有“打倒资本主义、消灭军阀”的口号。革命初期纸钞发行时有这样一种规定，每发行一种新券时便将部分旧券收回。如宜春、万载、平江、浏阳等地区发行于1931年的纸币，在1932年~1933年被收回销毁；1932年“鄂东工农银行”发钞，曾收回1931年大治、大凤、湖市、沿河各行发行的票币，由此可见收集老区1930年~1931年间纸币的难度了。历经父子两代人的心血，邱思达的藏品品种之多，内容之广，可谓大观。在邱思达的藏品中，有1933年发行的各种布币，如大别山区“鄂豫皖经济会流通券”及“川陕苏维埃工农银行”，由红、蓝、白等不同颜色的布印制而成。还有1936年发行于陕北神府地区的“神府特区抗日革命委员会银行”的布质币。这些宝贵的收藏，为当今研究中国革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金融史，提拱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这些珍品能够可留至今，邱家两代人功不可没。因此，每一件珍品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动人的故事。1961年，刚届而立之年的邱思达，在和一个外地友人的通信中得知，友人手中的一枚1930年鄂豫皖苏维埃工农银行发行的“贰角”面值的纸币。当时邱思达欣喜若狂，不惜以自己心爱的咸丰年间发行的银票交换。谁知，多年以后，这位友人来津见到邱先生却大诉其苦，正是因为那枚大清银票，这位收藏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打成“皇亲国戚”，多次挨斗。而邱思达和妻子在“文革”中也迫于形势销毁了大量的中国古钱币，唯独将早期政权的纸钞藏在枕头里，掖在床下，才躲过了场浩劫。邱思达藏有一枚面值壹元的中华民国21年（1932年）的东北民众自卫军通用钞票。这是邱老的朋友、原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徐枫从一位东北老乡的手中得到的。一位东北老太太，将这枚纸币叠成几折缝在被大里，才得以保存下来。文革后期，上海博物馆征集中国共产党中早期钱币的消息，使邱老非常激动，他早就有一心愿：有朝一日将这批珍贵的约钞贡献给国家，留给后人。那些日子里，邱老每天晚上在灯光，将这些纸币铺在床上，由于高度近视，他将眼睛几乎贴在纸币上，一枚一枚地仔细查看，对一些破损的票面，加以整理，修补一新。当他用双手捧着这些纸币将其移交给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时，邱老激动了，只见分嘴唇抖动，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内心既有留恋，但更多的是兴奋。目前，在不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历代货币大系》北伐战争时期货币一节中，开卷几篇标有四星级的藏品，均为邱思达所捐献，且部分藏品被有关专家鉴定为稀有珍品。正如有的专家所言：如果《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中，缺少了邱思达先生捐献的这些藏品，那将是巨大的损失。
